回家

杭州的初夏，是从空气里先到的：潮潮的，暖暖的，带着一点樟树和湿石板的味道。出租车过钱塘江的时候我把车窗摇下来，六年没闻过这个味道了，一闻，鼻子就酸。

不是哭。就是酸。

来接机的是我爸。他站在到达口，穿着那件穿了十年的深灰夹克，看见我，点了点头：「回来了。」然后接过我的箱子，前面走。二十八年了，我爸接机的台词从没超过三个字，但他会提前四十分钟到，会把车里的空调调到我喜欢的温度，副驾上放着一瓶拧开过又拧回去的水——怕我打不开。

「妈呢？」上车我问。

「在家。」我爸看着前方，「她最近……不太说话。」

不太说话，是我们家的加密通话。翻译过来是：她还在气，气的下面是伤心，伤心她不知道怎么办，所以她选择静音。家庭群里我发的樱花、海、意大利，她一条没回过，但我爸偷偷跟我说，她每条都点开看，照片还放大。

到家，我妈在厨房。抽油烟机开着，她背对着我炒菜，锅铲的声音比平时响。

「妈。」我叫了一声。

锅铲停了半秒，又响起来。「洗手，」她说，没回头，「吃饭。」

那顿饭有八个菜，全是我从小爱吃的。我们三个人安安静静地吃，电视开着当背景音。我妈没问我旅行，没问我工作，没问那个荷兰人，一个字都没问——她只是不停地给我夹菜，把我的碗堆成一座小山。我知道这座小山的意思。我也知道，只要我开口提任何一个敏感词，停战协议立刻作废。

所以我们就这样过了两个星期。白天我陪我爸去菜市场，看他跟鱼摊老板用杭州话讨价还价；晚上一家三口看电视，谁也不看谁。像一台出过大事故的机器，重启之后小心翼翼地跑着最基础的进程，谁也不敢碰那个报错的模块。

只有夜里是我自己的。

梦在杭州变得更凶了。医院走廊的梦几乎每夜都来，有时候一夜两次。我开始害怕睡觉，又忍不住想睡——因为只有在梦里，我离那扇拉着窗帘的房间近一点。这个念头本身就有病，我知道。一个被拒之门外的女人，靠做梦探望一个不肯见她的男人。Dr. Weiss 要是听到，SSRI 都不会推荐了，直接推荐住院。

有天半夜我从梦里坐起来，浑身是汗。梦见的是那只手背，输液管拔掉了，贴着一块小小的棉球胶布。我在黑暗里坐了很久，忽然听见门外有动静——

我爸站在客厅里，没开灯，就那么站在阳台门口，看着外面。听见我出来，他也不回头。

「爸？你怎么不睡？」

他沉默了一会儿。

「做了个梦。」他说，声音在黑暗里很轻，「人老了，觉浅。」

我们父女俩，一个刚从梦里逃出来，一个不知道在梦外站了多久，就这么在凌晨三点的客厅里各站各的，谁也没再说话。

我们家的默契是全世界最好的：

谁也不问谁梦见了什么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