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杭州的初夏先从空气里到：樟树、湿石板。出租车过钱塘江我摇下车窗，六年没闻过这个味道，一闻鼻子就酸。不是哭，就是酸。接机的是我爸，台词照旧不超过三个字——「回来了。」——但他提前四十分钟到，副驾放着一瓶拧开过又拧回去的水，怕我打不开。我妈没来。我爸说她「不太说话」，翻译成人话：还在气，气的下面是伤心，伤心到不知道怎么办，只好静音。可家庭群里我发的每张照片，她都偷偷点开，还放大。

到家她背对我炒菜，锅铲比平时响。我叫了声妈，她没回头：「洗手，吃饭。」八个菜，全是我从小爱吃的；没人问旅行、工作、那个荷兰人，她只是把我的碗堆成一座小山。我们就这样停战了两个星期，白天陪我爸逛菜市场，晚上一家三口看电视——像出过大事故的机器，重启后小心翼翼跑着最基础的进程，谁也不敢碰那个报错的模块。

只有夜里是我自己的。医院走廊的梦在杭州更凶，几乎每夜都来，有时一夜两次。我开始怕睡又想睡——靠做梦探望一个不肯见我的男人，我知道这有病。某夜梦见那只手背拔了输液管，贴着棉球胶布，我逃出梦，撞见我爸凌晨三点站在黑黢黢的阳台门口。「做了个梦，」他说，「人老了，觉浅。」

我们家的默契是全世界最好的：谁也不问谁梦见了什么。

那时我还不知道，打破这潭静水的，会是九千公里外发来的三个字。